一九一七年，偉大的俄國十月革命，推翻瞭他們國內的反動政權，退出瞭帝國主義戰爭，與德國媾和。日本軍閥就以國際帝國主義在遠東看傢狗的身份，對西伯利亞出兵，包圍蘇聯，企圖借此來吞並我們的滿、蒙、山東，滅亡中國。為著這個目的，他就大量的借錢給中國軍閥，收買他們，先後借款達兩萬萬多元，供給他們的軍火，使他們自相殘殺，並還訂立瞭出賣中國的中日軍事秘密協定。一九一八年初，奉直戰爭進行狂熱，這年五月，賣國的中日軍事協定被留日的中國學生知道瞭，他們在東京開會反對，被日本警察拘捕的、打傷的好幾十人，引起瞭全體留日的中國學生的憤怒，他們於是全體回國，國內學生因此也受到瞭激動。五月中旬，回國的一部分學生代表到瞭北京，奔走運動瞭一些時日。五月二十一日，北大、高師、高工、法專、醫專、農專、中大等校學生兩千多人，為著反對中日軍事協定，舉行瞭一個破天荒的遊行請願運動，這就是中國學生第一次的遊行請願運動，為五四運動的前奏。
這次的遊行請願運動，雖然沒有結果，但是北京和天津的學生卻因之組織起來瞭，北京一部分學生組織瞭學生救國會（最初的名稱是學生愛國會），聯絡南北各地的學生。七月中，我們代表北京學生救國會南下聯絡，過天津時，會同天津代表工專學生馬駿、張傳琦（這個人很激烈，開會時，一刀砍掉自己的手指頭寫血書），到濟南、南京、上海各地向學生去進行聯絡。費瞭一個多月的時間，組織瞭近乎全國性的學生團體--學生救國會。為便於聯絡，學生救國會籌備出版一個定期刊物，聯名叫做《國民雜志》，由南北各地學生和國民雜志社社員兩百多人每人攤出大洋五元作為基金，這樣一下籌得瞭一千多元，在當時不能算是一個小的數目。社員的名字，憑我的記憶所能寫出的，有鄧康（中夏），黃日葵、高尚德（君宇）、陳寶鍔、陳鐘凡、馬駿等，教員方面聘作導師而且經常寫文章的，有李大釗同志，另外還聘請瞭邵飄萍先生做這個刊物的顧問。我們在這裡特別來談這個問題，是為著說明五四運動不是突然爆發的，也不是無組織的，相反，是由於有瞭這些準備，五四一經爆發，才能很快的成為普遍的運動。隻因為這個雜志是學生會一部分人舉辦的，它隻註意於反軍閥、抗日的政治運動，沒有盡力白話文的宣傳，所以在當時新文化運動的狂潮中不為人所註意。
再來談談當時的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
為說明這一問題，不能不說到當時的北京大學，尤其是蔡元培先生做校長時的北京大學。
蔡元培先生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到北京大學來做校長的，當時袁世凱已死，曾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人們又紛紛回來，蔡先生就是其中一個。他到校後，宣佈他的辦學宗旨是“兼容並包”，提倡“學術思想自由”。蔡先生的學術思想自由，當然是資產階級的，可是，在當時確實發生瞭一些進步作用。
由於他的“兼容並包”，北大在他來以後，就包括瞭幾種類型的人物：
第一是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者，教員中屬於這一方面的有李石曾、吳稚暉等人，蔡校長本人的思想在當時也有點傾於這一方面。李石曾當時在北大教生物學，吳稚暉學校裡發表瞭他做學監他不就職。這些人原來在巴黎開豆腐店，辦瞭一個刊物叫做《旅歐周刊》，大漢奸褚民誼做這刊物的編輯，這刊物裡面時常介紹普魯東、巴枯寧、克魯普得金等人的思想，鼓吹無政府主義。由於當時中國的政治太壞，學生們社會科學的水準不高，又有社會上這些“知名之士”來鼓吹提倡，所以在最初傾向於這種思想的很有些人，還能記憶的有凌霜（黃）、聲白（區）等人，他們在當時都是主張不要國傢，不要傢庭的人，所以他們的名字上多半不冠姓。那時有些脫離實際的空想傢，看不起大夥同學的愛國運動，以為“愛國”是落後的思想（如上面所講的學生愛國會，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改為學生救國會的），所以象剛才講過的五月二十一日的請願運動，北大學生中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人們是不參加的。
第二是《新青年》和《新潮》方面的人物，即新文化運動的人物。一九一七年初，蔡校長聘請瞭陳獨秀來做北大的文科學長（文學院長），聘請瞭章行嚴來做圖書館長，章到校不久辭職，推李大釗（守常）自代。李大釗是日本留學生，民三，章行嚴在日本辦《甲寅雜志》（《老虎報》），李大釗和陳獨秀都經常在《甲寅》上面寫文章，陳獨秀以後又在上海辦一《青年雜志》。到北大不久，就把《青年雜志》改名《新青年》，主張白話作文，鼓吹文學革命。李大釗、魯迅在《新青年》寫文章。大概是在一九一七年秋，胡適由美國回來，到北大任教，《新青年》裡面一方面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同時也有胡適、王星拱、劉半農、周作人諸人，他們雖然都是在《新青年》裡面的新文化運動人物，可是在思想上當時彼此是有距離的。尤其是胡適與李大釗同志，這時在思想上就有很多沖突。如李大釗同志講《庶民的勝利》，胡適就講民主主義戰勝軍閥主義﹔李大釗講馬克思主義，胡適就講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同時他又宣傳他的實驗主義﹔李大釗站在學生一方面參與學生運動，而胡適則站在遠遠的，並且主張二十年不談政治。在胡適影響之下的學生，有傅斯年、羅傢倫、毛子水等。他們辦瞭一個《新潮月刊》，響應白話作文。這刊物，在主張白話作文，響應文字改革上是有他一定的功勞的，可是對於五月二十一日的請願運動，他們也是不參加的。
第三是《國故》派的人物，教員方面有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這些先生，他們抱殘守缺，少談政治（其中辜鴻銘、黃侃兩先生，也談政治，不過隻是發發牢騷，罵罵人而已），所以在思想上沒有可敘述的地方。
這是五四運動以前北京大學在蔡校長“兼容並包”之中思想分野的一個概略。其中學生方面有從事愛國運動，反帝反封建的如國民雜志社一班人，有參加新文化運動的如新潮月刊社一班人，有發揚舊文化如國故月刊社一班人。他們在五四以前一個時期，還是各自為政，不相為謀的，真正是叫做“自由發展”。這其中，從事新文化運動，站在學生群眾一起，努力抗日愛國運動，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迎接新思想新科學，使學生們走上團結之路，催生五四運動的人物，是李大釗同志，而實現這團結的時期，則在歐戰結束以後。
我們在前面不是說一九一八年五月，因留日學生歸國，北京學生所發動的遊行請願運動，是五四運動的前奏嗎？這裡又如何說李大釗同志是團結學生，催生五四運動的人物呢？李大釗民國初年在日本，民國六年到北大。從留日學生歸國，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以後，他一直是抗日愛國運動的努力人物。一九一八年七月中由他發起，聯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這裡面也有些壞分子如曾琦一類的人），組織一個帶學術性的政治團體，叫做少年中國學會，這學會網羅瞭各方面的有志青年，其中包括瞭少數日本歸國學生，國內各大學學生，以及社會上有志之士。會員有百零八人，其中不少絕特之士，而這個少年中國學會之組成，對於五四運動是起瞭很大的聯系作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德國的失敗與蘇俄革命的成功，一時“公理戰勝強權”、“勞工神聖”、“民族自決”等名詞，呼喊得很響亮，激動瞭每一個青年的心情，以為中國就這樣便宜的翻身瞭！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這時間學生們真是激動得要發瘋瞭。庚子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對德國屈服賠罪而建立在北京東單牌樓最恥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毀瞭，改為“公理戰勝”的牌樓，豎立到中央公園去瞭（現在的中山公園）。名流們也勤於講演，今天你講一套“民主主義戰勝軍國主義”的理論，明天我又講一套“公理戰勝強權”。蔡元培校長也在天安門前廣場搭起臺來，講演“勞工神聖”，隻有李大釗同志呼喊“庶民的勝利”(《庶民的勝利》這篇文章，是他當時的一篇講演稿），歡欣鼓舞的慶祝蘇俄十月革命成功。大傢眼巴巴的企望著巴黎和會，希望巴黎和會這個強盜集團能夠給我們一個“公理戰勝”，那曉得奢望終是失望。四月底，巴黎和會決定瞭要把德國強佔我們的山東“權利”，判給日帝國主義強盜繼承。同時還拒絕瞭取消袁世凱與日本所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u五月一日，我們得到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參加在國民雜志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當天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瞭一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高工的一個學生代表，當場咬破手指，寫血書，大傢激昂得眼裡要冒出火來。於是決定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上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禮堂（現在的三院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北京各校學生都派代表參加。並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級學生廖君做主席，推文科學生黃日葵等三人做記錄，推我起草宣言。三日晚上的會，北大全體學生都到瞭，各學校也到瞭許多代表，禮堂裡裡外外都擠滿瞭人，這算是北京全體學生大團結的一個會議。會開到很緊急的時候，有一位十八九歲的同學，拿出一把菜刀來要當場自殺，以激勵國人。大會決定瞭第二天（四日）早晨到天安門齊集，示威遊行，這就導入瞭五四運動。
五四那天由天安門到趙傢樓，毆打賣國賊章宗祥，火燒曹汝霖住宅，三十一個學生，一個市民當場被捕的事，報紙上有記載，我不在這裡來說瞭。
由於這次運動主要的是抗日，皖系軍閥，親日派的段棋瑞就主張嚴辦學生，借此來鎮壓一下，而親英美派的直系軍閥則主張和緩﹔他們之間的矛盾是很尖銳的。親日派的軍閥正是當權，在“愛國無罪”的輿論之下也怕激起更大的事變來，於他們不利。同時自從五四那天大批的學生被捕以後，北京各校的學生會也組織起來瞭，北大的學生救國會也改為北大學生會，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也成立瞭，會址設在馬神廟北京大學第二院。“學聯”的名詞，從這一天起，就開始存在瞭。因為大批的學生被捕，各學校的學生會成立，就以有組織的行動，陸續的到警察廳和步軍統領衙門監獄去報到，要求收押，以營救被捕的同學。在這樣的氣氛之下，軍閥們也怕釀出更大的亂子來，於他們更為不利，被捕的三十一個學生，一個市民，於五月七日的中午被釋放瞭。被捕的學生雖然被釋放，軍閥們以為這次的事是新文化運動的胡適搞出來的，要來鎮壓一下，其實搞新文學改良的胡適，在五四運動以前好久就到南方去瞭，去迎接他的美國老師去瞭，五四那時他不在北京。五四群眾示威運動他也是不贊成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是負行政責任的人，他同情學生運動，而又不願意鬧得過火，學生出獄後，北洋軍閥的教育部一再地威脅他，訓令他，要他嚴加管束學生（訓令現在還存在北大博物館展覽）。可是學生運動還是繼續，學生還是日夜不停的到街頭講演。蔡校長在這種情形之下，於五月九日就留下“殺君馬者道傍兒”這謎一般的一封信辭職離京走瞭。學生會得到瞭這個消息，於反帝反軍閥的口號之下，又添上瞭一項挽留蔡校長，不達目的不止的任務。於是更廣范圍的到街頭講演，學生一面講演，警察一面捕人，講的愈多，捕的愈眾。這樣，運動就不能限於北京一地瞭。五月十九日，北京學聯就決定派代表到南方各地去擴大宣傳，這時，各地的學生會差不多都組織起來瞭，各地的學校也都罷課，六月一日以後，北京學生彼捕的達一千多人，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禮堂做瞭臨時的監獄。六月三日，上海的商人罷市，工人罷工，隨著南京、漢口、濟南、天津等地也都相繼罷市、罷工，由於上海自來水工人罷工，上海全市沒有水喝，鐵路工人罷工，交通斷絕瞭。上海各馬路也組織瞭馬路聯合會。五四運動到瞭這時，已經形成瞭一個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已是一個革命運動瞭。六三以後，知識分子的學生運動，便與工人階級結合起來瞭，這一結合，五四運動的意義就與以前不同瞭，它指示瞭政治運動的路線，增加瞭運動的力量，同時也使工人階級覺悟瞭。以前，反帝愛國運動隻限於知識分子群的學生，現在擴大到瞭工人、商人、學生中。成為各階層共同的任務，結成各階層的統一戰線瞭。所以五四運動到瞭六三罷市，接著工人罷工以後，軍閥統治階級就不能不接受懲辦賣國賊的要求，來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瞭。強盜分贓的巴黎和會的和約，在這樣情形之下，中國的代表也不敢簽字。六月十六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先施公司東亞酒樓禮堂開成立大會，全國各地三十多個單位的學生代表都參加大會，當時在上海的孫中山先生還到會講演過，出版瞭《全國學生聯合會日刊》（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出版到八月底），推舉瞭全國學聯理事會負責人。五四運動到瞭此時，形式上是發展到最高階段，走上結束之途，而實質上就導入瞭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新的革命階段。
《九三社訊》 195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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